新區崛起 探尋城鎮化新模式

       突破創新 推動城鎮化轉型升級

突破創新 推動城鎮化轉型升級

從新區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各地區域發展規劃往往是為了突破經濟發展的困局而提出的“頂層戰略”。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到現在，為了縮小區域差別，國家提出各個區域互補共同發展的方針，包括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的總體戰略思路，“十一五”后東中西區域間發展格局差異已經發生變化。

如今，以新型城鎮化為驅動的第二波新區建設，則被視為輻射當地區域的實驗地帶。2011年，10個以上區域規劃先后批復，包括武漢城市群、重慶兩江新區等中西部地區。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傳統區域規劃的工業產業規劃，新近批復的產業布局規劃逐漸開始體現向高科技、醫藥生物、海洋化工、新能源等新興戰略產業轉變。

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為，各地新區建設方案層出不窮，都是當地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到某個階段的結果，“浦東新區的設立，正是由于當年浦西經濟發展容量飽和、改造成本過大，需要形成新的城市功能區，發展當地經濟。”郭萬達表示，這一輪新區建設除了完成傳統的舊城保護、城市功能區建設及經濟增長等任務之外，還需要在體制改革方面尋求突破，近兩年國家級新區規劃大跨度進展原因正基于此。

不過，在新區建設火熱進行的同時，不少問題陸續浮現。武漢大學湖北中部發展問題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李光在談及建設中部城市群時提到，地方過度依賴本地資源、區域板塊發展各自為政、關鍵領域一體化難以形成等問題都會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障礙。

“不能讓新區建設淪為地方激進的造城運動。”面對如火如荼的新區建設和地方龐大資金的注入，接受中國證券報采訪的幾位學者均表示，現階段的新區建設，涉及工業布局、產業發展、城鄉統籌、土地利用、戶籍改革、城市管理等多方位制度的創新改革。如果缺乏創新金融、人才、公共服務等良好的新區生態環境，城鎮化轉型升級的作用就很難發揮。

實際上，以新區驅動的新型城鎮化仍需要考慮城市與人整體發展的問題。據統計，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的官方統計數字是51.27%，但這其中，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數的比例只有35%。除了戶籍制度的約束外，開發區選址偏離城市中心地帶，公共服務欠缺使居民和企業與新區之間造成隔離。“如果解決不好人的問題，新區建設只會吸引短期尋租者，而難以有更長遠的發展。”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燕生在剖析重慶兩江新區建設時曾作出上述判斷。

以金融環境為例，龐大的新區投資“藍圖”需要考慮投入產出的經濟效益，對于地方融資平臺而言，以土地儲備作為融資手段的運作模式仍然可能遭遇潛在的風險。據夏小軍介紹，除了舟山本島北部生產區可以依靠出售土地實現經營平衡，但未來大型的項目目前仍然只能依靠財政補助，投資成本較高。“我們盡量研究向資本市場考慮的方式進行直接融資，引起保險資金、信托計劃、企業債券等各類融資工具，減少本地金融機構新區建設的資金負擔。”夏小軍表示。

“由于新區建設中把經濟建設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很多地方政府的新區建設過程也是土地擴張的過程，如何避免重復建設和不協調發展，依然是各級政府需要面臨的課題。”在陳耀看來，新區建設可以考慮在城鎮化模式進行突破創新，從而契合新型城鎮化低碳、綠色、生態、節能等科學理念。“比如，最近云南打造的滇中產業新區，提出在低丘緩坡地帶打造城市鮮明、配套完整的產業區，未來的新區建設在風格上會比較類似北歐山體中的城鎮風格，與自然和諧融合，屬于人居環境比較適宜的新型城鎮化模式”。

新區建設應強化“城市群”區域協同

作為國家開發戰略中的新區建設，被視為區域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制度創新的試驗區域。從當初浦東新區的設立到新近南沙新區的獲批，全國各地的新區建設蓬勃興起。對于地方而言，新區建設不僅是為區域發展尋找有本地特色的一個新經濟增長極，也是突破傳統城市功能區框架、發展新型城市模式的一個重要渠道。

武漢大學湖北中部發展研究所執行副主任李光認為，在新型城鎮化發展中，大板塊經濟發展是區域間城市的共同選擇，分享共同區域資源的城市群板塊需通過“利益共同體”加強合作，實現各地區差異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