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最新數據，到2月15日24時為止，湖北以外地區新增確診病例連續12天下降，從2月3日的新增890例下降到2月15日的新增166例。
這一下降趨勢預示著，湖北以外地區疫情可控。在2月15日舉行的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除了表示湖北以外其他省份疫情出現明顯的積極向好變化之外，還專門提到，在抓好疫情防控和病例救治的同時，要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
實際上，這也正是我們一直關心和擔心的方向，千萬不能讓那些基于過度恐慌而采取的過度的隔離措施毀了中國經濟。
面對疫情，各地目前都采取了嚴防死守的態度，應當說，其中很多付出都是必要且可敬的。但是，在防治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過激的做法，那就是將所有外來或者有過旅行經歷的人都當作洪水猛獸。
至于對此采取的隔離措施，也呈現出從上到下層層加碼的趨勢。比如，市政府可能僅僅要求來自疫情嚴重地區的人員進行隔離，但是到了小區那里，居委會和物業卻要求凡是有過旅行經歷的人員一律自我隔離14天。
而且為了確保這種加碼后的措施能夠得到執行，各小區還紛紛推出了臨時通行證、出入證和宵禁等措施。在看似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時，卻讓整個社會付出了近乎癱瘓的沉重代價。
比如，一位出差到幾個城市的員工在甲地被隔離了14天，到乙地后又被隔離了14天，到丙地后還要被隔離14天，如果每到一地都要被隔離14天，那么就無法進行正常的工作了。
當然，生命安全的確應當得到最高等級的重視，相信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初衷也都是善良的。但威脅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疾病，并不僅僅是新冠肺炎。
已經有媒體報道說，由于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響，一些癌癥患者和艾滋病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療。而且，付出這些代價到底換來了什么？比如，在目前已經確診的幾萬名患者中，有多少是從非疫情嚴重地區回家后并在隔離期被確診的？
各位不妨搜索一下各自居住地的相關新聞，答案或許會完全顛覆你的既有猜想。至少從目前已經報道的內容來說，絕大多數病例都有疫情嚴重地區的居住史或旅行史，相比之下，從某個非疫情嚴重地區返回居住地，然后在14天隔離期內被確診，這樣的例子可謂少之又少。
或許有人還是會說，哪怕只有少之又少的可能性，也必須全力確保零風險。這樣的想法，在理念上或許是正確的，但實踐中卻忽略了社會成本的因素。
要知道，為了確保這樣的零風險，全國可能有數以千萬甚至億計的旅客必須接受14天的隔離期，無論對個人、企業還是整個社會都會構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我們始終認為，建立在數據分析和科學論證基礎上的分級隔離措施，才是當下更能在疫情防治和恢復秩序之間形成平衡的方案。首先，對于那些來自疫情嚴重地區的旅客，應當嚴格執行為期14天的隔離措施，這也應當成為各小區集中資源重點針對的方向；
其次，如果是來自非疫情嚴重地區的旅客，可以在分析以往數據的基礎上，嘗試取消或者降低隔離時間?？紤]到鐘南山團隊公布的潛伏期中位數為3天，所以把14天降低到7天，其實已經足以令風險下降70%至90%，同時明顯降低對于經濟和生活的影響；
最后，各地可以利用幾大運營商的移動漫游數據來幫助對于感染風險做出評判，來確定隔離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假如某人已經在A地接受過14天隔離，然后他驅車前往B地的住處，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感染風險并不會明顯高于那些始終居住在B地的人士，也就沒必要再讓他接受另一個14天的隔離期。
實際上，在全國上下目前高度重視疫情防治工作的背景下，數據分析應當被擺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有些人認為，之所以要求旅客必須被隔離14天，是因為他們在旅行過程中可能經歷過機場或者火車站之類的高風險公共場所。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地方真的具有高風險嗎？目前在湖北地區之外，各地對大部分確診者的流行病學史都進行了深入調查，那么在這些數據中，到底有多少感染是因為乘坐飛機或者高鐵造成的？又有多少發生在機場或者火車站的等候期間？
對于各地匯總的數據進行科學分析，然后根據其結論對不同場所、不同交通工具給予不同的風險評級，最后再根據風險高低來出臺相應措施，才是更加有效的做法。
至于目前某些地方一刀切的做法，等于把全部壓力都壓到了基層那里。所以我們會看到，一方面，小區物業和居委會工作人員這些時間都非常辛苦，需要頂風冒雨地執行隔離措施和通行限制；
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很容易成為各類矛盾的實際承載者。比如有業主可能提出，由居委會來限制自由出入的法理基礎來自何處？也有企業可能叫苦，為什么復工計劃被卡在了居委會那里？
如果上億勞動力被隔離在各個小區中，導致各地企業難以復工，國內航空業、酒店業全面癱瘓，各類國內國際交流完全受阻，實在是中國經濟和社會難以承受的代價。
目前中國經濟處于半停頓狀態， 1個月至少是萬億級的損失。如果這樣的狀態持續2-3個月，很多中小企業倒閉了，也會增加大批失業人員，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從這幾天的新聞報道來看，很多政府部門已經開始轉變思維，采取了更為務實的防治措施。比如江西省發布了第4號公告，規定省內各地區之間全面取消國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設置的疫情防控檢疫點或檢測站，并嚴禁各地攔截勸返來自非嚴重疫區的車輛。又比如杭州，為緩解企業招工難、員工來杭交通難等，將會商鐵路部門，向疫情相對平穩、來杭就業人員集中的部分省市開通專列。
以上做法的目的，旨在消除由于疫情防治而造成的過度封閉，重新打通連接中國經濟的各個環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在全世界范圍內具有強大競爭優勢的產業鏈條。
既然如此，各方面也就有責任和義務來確保產業鏈各個環節的暢通無阻。在整個產業鏈中，如果有一個環節不通，就可能導致整個鏈條陷入崩潰。
就以大家近期都很關心的口罩問題為例，一方面，無論居民還是企業，目前都對口罩存在巨大的需求量，很多企業擔心口罩數量不足可能影響正常開工；但另一方面，如果口罩制造企業的員工無法及時復工，又或者原材料供應商、運輸企業等上下游企業面臨人力不足的困境，那么口罩供給也就難以得到保障，進而可能影響到更多其他企業的復工，形成某種惡性循環。
如果說口罩數量缺口還只是一個相對短期的問題，那么從長期來看，如果與外貿相關的行業由于復工不及時而難以準時供貨，哪怕現有交易可以用“不可抗力”作為抗辯理由，可站在外國客戶的角度來看，難免會因此產生在其它國家重新尋找供應商來取代中國企業的念頭。一旦這種念頭像疫情那樣迅速蔓延，那么對中國制造業的打擊將比貿易摩擦更為可怕。
正是考慮到這些風險，所以包括國家衛健委在內的各級政府部門會提出，減少疫情對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是一個與防治疫情同等重要的目標。
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讓實事求是、科學分析的理念深入到每個小區的具體工作中，不能讓阻礙出現在大批復工人員居住地的出入口。目前各個地方各自為政造成了信息不透明、不確定，使得返工人員顧慮重重。
如果各個環節中有一環不順暢，其他環節也會受到影響。為此，國家需要統籌明確出臺有關限行和隔離的政策，不能讓地方各自為政的不合理措施妨礙全國一盤棋的大局。
最后，我們想說的是，零風險零感染固然是一個所有人都希望實現的理想目標，但從現實出發，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標，是在維持社會經濟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將疫情控制在盡量低的水平上。犧牲一切追求極端的“休克”措施，并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全面勝利，甚至連慘勝都算不上。我們希望從上到下的巨大付出，能夠變得更加節制而有效，為中國經濟的盡快恢復創造出更加有利的條件。
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最新數據，到2月15日24時為止，湖北以外地區新增確診病例連續12天下降，從2月3日的新增890例下降到2月15日的新增166例。
這一下降趨勢預示著，湖北以外地區疫情可控。在2月15日舉行的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除了表示湖北以外其他省份疫情出現明顯的積極向好變化之外，還專門提到，在抓好疫情防控和病例救治的同時，要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
實際上，這也正是我們一直關心和擔心的方向，千萬不能讓那些基于過度恐慌而采取的過度的隔離措施毀了中國經濟。
面對疫情，各地目前都采取了嚴防死守的態度，應當說，其中很多付出都是必要且可敬的。但是，在防治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過激的做法，那就是將所有外來或者有過旅行經歷的人都當作洪水猛獸。
至于對此采取的隔離措施，也呈現出從上到下層層加碼的趨勢。比如，市政府可能僅僅要求來自疫情嚴重地區的人員進行隔離，但是到了小區那里，居委會和物業卻要求凡是有過旅行經歷的人員一律自我隔離14天。
而且為了確保這種加碼后的措施能夠得到執行，各小區還紛紛推出了臨時通行證、出入證和宵禁等措施。在看似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時，卻讓整個社會付出了近乎癱瘓的沉重代價。
比如，一位出差到幾個城市的員工在甲地被隔離了14天，到乙地后又被隔離了14天，到丙地后還要被隔離14天，如果每到一地都要被隔離14天，那么就無法進行正常的工作了。
當然，生命安全的確應當得到最高等級的重視，相信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初衷也都是善良的。但威脅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疾病，并不僅僅是新冠肺炎。
已經有媒體報道說，由于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響，一些癌癥患者和艾滋病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療。而且，付出這些代價到底換來了什么？比如，在目前已經確診的幾萬名患者中，有多少是從非疫情嚴重地區回家后并在隔離期被確診的？
各位不妨搜索一下各自居住地的相關新聞，答案或許會完全顛覆你的既有猜想。至少從目前已經報道的內容來說，絕大多數病例都有疫情嚴重地區的居住史或旅行史，相比之下，從某個非疫情嚴重地區返回居住地，然后在14天隔離期內被確診，這樣的例子可謂少之又少。
或許有人還是會說，哪怕只有少之又少的可能性，也必須全力確保零風險。這樣的想法，在理念上或許是正確的，但實踐中卻忽略了社會成本的因素。
要知道，為了確保這樣的零風險，全國可能有數以千萬甚至億計的旅客必須接受14天的隔離期，無論對個人、企業還是整個社會都會構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我們始終認為，建立在數據分析和科學論證基礎上的分級隔離措施，才是當下更能在疫情防治和恢復秩序之間形成平衡的方案。首先，對于那些來自疫情嚴重地區的旅客，應當嚴格執行為期14天的隔離措施，這也應當成為各小區集中資源重點針對的方向；
其次，如果是來自非疫情嚴重地區的旅客，可以在分析以往數據的基礎上，嘗試取消或者降低隔離時間?？紤]到鐘南山團隊公布的潛伏期中位數為3天，所以把14天降低到7天，其實已經足以令風險下降70%至90%，同時明顯降低對于經濟和生活的影響；
最后，各地可以利用幾大運營商的移動漫游數據來幫助對于感染風險做出評判，來確定隔離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假如某人已經在A地接受過14天隔離，然后他驅車前往B地的住處，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感染風險并不會明顯高于那些始終居住在B地的人士，也就沒必要再讓他接受另一個14天的隔離期。
實際上，在全國上下目前高度重視疫情防治工作的背景下，數據分析應當被擺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有些人認為，之所以要求旅客必須被隔離14天，是因為他們在旅行過程中可能經歷過機場或者火車站之類的高風險公共場所。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地方真的具有高風險嗎？目前在湖北地區之外，各地對大部分確診者的流行病學史都進行了深入調查，那么在這些數據中，到底有多少感染是因為乘坐飛機或者高鐵造成的？又有多少發生在機場或者火車站的等候期間？
對于各地匯總的數據進行科學分析，然后根據其結論對不同場所、不同交通工具給予不同的風險評級，最后再根據風險高低來出臺相應措施，才是更加有效的做法。
至于目前某些地方一刀切的做法，等于把全部壓力都壓到了基層那里。所以我們會看到，一方面，小區物業和居委會工作人員這些時間都非常辛苦，需要頂風冒雨地執行隔離措施和通行限制；
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很容易成為各類矛盾的實際承載者。比如有業主可能提出，由居委會來限制自由出入的法理基礎來自何處？也有企業可能叫苦，為什么復工計劃被卡在了居委會那里？
如果上億勞動力被隔離在各個小區中，導致各地企業難以復工，國內航空業、酒店業全面癱瘓，各類國內國際交流完全受阻，實在是中國經濟和社會難以承受的代價。
目前中國經濟處于半停頓狀態， 1個月至少是萬億級的損失。如果這樣的狀態持續2-3個月，很多中小企業倒閉了，也會增加大批失業人員，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從這幾天的新聞報道來看，很多政府部門已經開始轉變思維，采取了更為務實的防治措施。比如江西省發布了第4號公告，規定省內各地區之間全面取消國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設置的疫情防控檢疫點或檢測站，并嚴禁各地攔截勸返來自非嚴重疫區的車輛。又比如杭州，為緩解企業招工難、員工來杭交通難等，將會商鐵路部門，向疫情相對平穩、來杭就業人員集中的部分省市開通專列。
以上做法的目的，旨在消除由于疫情防治而造成的過度封閉，重新打通連接中國經濟的各個環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在全世界范圍內具有強大競爭優勢的產業鏈條。
既然如此，各方面也就有責任和義務來確保產業鏈各個環節的暢通無阻。在整個產業鏈中，如果有一個環節不通，就可能導致整個鏈條陷入崩潰。
就以大家近期都很關心的口罩問題為例，一方面，無論居民還是企業，目前都對口罩存在巨大的需求量，很多企業擔心口罩數量不足可能影響正常開工；但另一方面，如果口罩制造企業的員工無法及時復工，又或者原材料供應商、運輸企業等上下游企業面臨人力不足的困境，那么口罩供給也就難以得到保障，進而可能影響到更多其他企業的復工，形成某種惡性循環。
如果說口罩數量缺口還只是一個相對短期的問題，那么從長期來看，如果與外貿相關的行業由于復工不及時而難以準時供貨，哪怕現有交易可以用“不可抗力”作為抗辯理由，可站在外國客戶的角度來看，難免會因此產生在其它國家重新尋找供應商來取代中國企業的念頭。一旦這種念頭像疫情那樣迅速蔓延，那么對中國制造業的打擊將比貿易摩擦更為可怕。
正是考慮到這些風險，所以包括國家衛健委在內的各級政府部門會提出，減少疫情對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是一個與防治疫情同等重要的目標。
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讓實事求是、科學分析的理念深入到每個小區的具體工作中，不能讓阻礙出現在大批復工人員居住地的出入口。目前各個地方各自為政造成了信息不透明、不確定，使得返工人員顧慮重重。
如果各個環節中有一環不順暢，其他環節也會受到影響。為此，國家需要統籌明確出臺有關限行和隔離的政策，不能讓地方各自為政的不合理措施妨礙全國一盤棋的大局。
最后，我們想說的是，零風險零感染固然是一個所有人都希望實現的理想目標，但從現實出發，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標，是在維持社會經濟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將疫情控制在盡量低的水平上。犧牲一切追求極端的“休克”措施，并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全面勝利，甚至連慘勝都算不上。我們希望從上到下的巨大付出，能夠變得更加節制而有效，為中國經濟的盡快恢復創造出更加有利的條件。
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最新數據，到2月15日24時為止，湖北以外地區新增確診病例連續12天下降，從2月3日的新增890例下降到2月15日的新增166例。
這一下降趨勢預示著，湖北以外地區疫情可控。在2月15日舉行的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除了表示湖北以外其他省份疫情出現明顯的積極向好變化之外，還專門提到，在抓好疫情防控和病例救治的同時，要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
實際上，這也正是我們一直關心和擔心的方向，千萬不能讓那些基于過度恐慌而采取的過度的隔離措施毀了中國經濟。
面對疫情，各地目前都采取了嚴防死守的態度，應當說，其中很多付出都是必要且可敬的。但是，在防治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過激的做法，那就是將所有外來或者有過旅行經歷的人都當作洪水猛獸。
至于對此采取的隔離措施，也呈現出從上到下層層加碼的趨勢。比如，市政府可能僅僅要求來自疫情嚴重地區的人員進行隔離，但是到了小區那里，居委會和物業卻要求凡是有過旅行經歷的人員一律自我隔離14天。
而且為了確保這種加碼后的措施能夠得到執行，各小區還紛紛推出了臨時通行證、出入證和宵禁等措施。在看似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時，卻讓整個社會付出了近乎癱瘓的沉重代價。
比如，一位出差到幾個城市的員工在甲地被隔離了14天，到乙地后又被隔離了14天，到丙地后還要被隔離14天，如果每到一地都要被隔離14天，那么就無法進行正常的工作了。
當然，生命安全的確應當得到最高等級的重視，相信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初衷也都是善良的。但威脅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疾病，并不僅僅是新冠肺炎。
已經有媒體報道說，由于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響，一些癌癥患者和艾滋病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療。而且，付出這些代價到底換來了什么？比如，在目前已經確診的幾萬名患者中，有多少是從非疫情嚴重地區回家后并在隔離期被確診的？
各位不妨搜索一下各自居住地的相關新聞，答案或許會完全顛覆你的既有猜想。至少從目前已經報道的內容來說，絕大多數病例都有疫情嚴重地區的居住史或旅行史，相比之下，從某個非疫情嚴重地區返回居住地，然后在14天隔離期內被確診，這樣的例子可謂少之又少。
或許有人還是會說，哪怕只有少之又少的可能性，也必須全力確保零風險。這樣的想法，在理念上或許是正確的，但實踐中卻忽略了社會成本的因素。
要知道，為了確保這樣的零風險，全國可能有數以千萬甚至億計的旅客必須接受14天的隔離期，無論對個人、企業還是整個社會都會構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我們始終認為，建立在數據分析和科學論證基礎上的分級隔離措施，才是當下更能在疫情防治和恢復秩序之間形成平衡的方案。首先，對于那些來自疫情嚴重地區的旅客，應當嚴格執行為期14天的隔離措施，這也應當成為各小區集中資源重點針對的方向；
其次，如果是來自非疫情嚴重地區的旅客，可以在分析以往數據的基礎上，嘗試取消或者降低隔離時間?？紤]到鐘南山團隊公布的潛伏期中位數為3天，所以把14天降低到7天，其實已經足以令風險下降70%至90%，同時明顯降低對于經濟和生活的影響；
最后，各地可以利用幾大運營商的移動漫游數據來幫助對于感染風險做出評判，來確定隔離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假如某人已經在A地接受過14天隔離，然后他驅車前往B地的住處，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感染風險并不會明顯高于那些始終居住在B地的人士，也就沒必要再讓他接受另一個14天的隔離期。
實際上，在全國上下目前高度重視疫情防治工作的背景下，數據分析應當被擺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有些人認為，之所以要求旅客必須被隔離14天，是因為他們在旅行過程中可能經歷過機場或者火車站之類的高風險公共場所。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地方真的具有高風險嗎？目前在湖北地區之外，各地對大部分確診者的流行病學史都進行了深入調查，那么在這些數據中，到底有多少感染是因為乘坐飛機或者高鐵造成的？又有多少發生在機場或者火車站的等候期間？
對于各地匯總的數據進行科學分析，然后根據其結論對不同場所、不同交通工具給予不同的風險評級，最后再根據風險高低來出臺相應措施，才是更加有效的做法。
至于目前某些地方一刀切的做法，等于把全部壓力都壓到了基層那里。所以我們會看到，一方面，小區物業和居委會工作人員這些時間都非常辛苦，需要頂風冒雨地執行隔離措施和通行限制；
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很容易成為各類矛盾的實際承載者。比如有業主可能提出，由居委會來限制自由出入的法理基礎來自何處？也有企業可能叫苦，為什么復工計劃被卡在了居委會那里？
如果上億勞動力被隔離在各個小區中，導致各地企業難以復工，國內航空業、酒店業全面癱瘓，各類國內國際交流完全受阻，實在是中國經濟和社會難以承受的代價。
目前中國經濟處于半停頓狀態， 1個月至少是萬億級的損失。如果這樣的狀態持續2-3個月，很多中小企業倒閉了，也會增加大批失業人員，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從這幾天的新聞報道來看，很多政府部門已經開始轉變思維，采取了更為務實的防治措施。比如江西省發布了第4號公告，規定省內各地區之間全面取消國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設置的疫情防控檢疫點或檢測站，并嚴禁各地攔截勸返來自非嚴重疫區的車輛。又比如杭州，為緩解企業招工難、員工來杭交通難等，將會商鐵路部門，向疫情相對平穩、來杭就業人員集中的部分省市開通專列。
以上做法的目的，旨在消除由于疫情防治而造成的過度封閉，重新打通連接中國經濟的各個環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在全世界范圍內具有強大競爭優勢的產業鏈條。
既然如此，各方面也就有責任和義務來確保產業鏈各個環節的暢通無阻。在整個產業鏈中，如果有一個環節不通，就可能導致整個鏈條陷入崩潰。
就以大家近期都很關心的口罩問題為例，一方面，無論居民還是企業，目前都對口罩存在巨大的需求量，很多企業擔心口罩數量不足可能影響正常開工；但另一方面，如果口罩制造企業的員工無法及時復工，又或者原材料供應商、運輸企業等上下游企業面臨人力不足的困境，那么口罩供給也就難以得到保障，進而可能影響到更多其他企業的復工，形成某種惡性循環。
如果說口罩數量缺口還只是一個相對短期的問題，那么從長期來看，如果與外貿相關的行業由于復工不及時而難以準時供貨，哪怕現有交易可以用“不可抗力”作為抗辯理由，可站在外國客戶的角度來看，難免會因此產生在其它國家重新尋找供應商來取代中國企業的念頭。一旦這種念頭像疫情那樣迅速蔓延，那么對中國制造業的打擊將比貿易摩擦更為可怕。
正是考慮到這些風險，所以包括國家衛健委在內的各級政府部門會提出，減少疫情對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是一個與防治疫情同等重要的目標。
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讓實事求是、科學分析的理念深入到每個小區的具體工作中，不能讓阻礙出現在大批復工人員居住地的出入口。目前各個地方各自為政造成了信息不透明、不確定，使得返工人員顧慮重重。
如果各個環節中有一環不順暢，其他環節也會受到影響。為此，國家需要統籌明確出臺有關限行和隔離的政策，不能讓地方各自為政的不合理措施妨礙全國一盤棋的大局。
最后，我們想說的是，零風險零感染固然是一個所有人都希望實現的理想目標，但從現實出發，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標，是在維持社會經濟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將疫情控制在盡量低的水平上。犧牲一切追求極端的“休克”措施，并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全面勝利，甚至連慘勝都算不上。我們希望從上到下的巨大付出，能夠變得更加節制而有效，為中國經濟的盡快恢復創造出更加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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