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改經驗或成為新型城鎮化樣本

       成都地改三啟示

成都地改三啟示

啟示一：“級差土地收入”

自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城鎮建成面積的擴大速度快于人口的城鎮化率。雖然資源與人口的積聚程度都在提高，但空間資源的集約與積聚程度，還是趕不上人口和勞力的積聚程度。城市擴大，農村也擴大，兩頭擠占，使得中國本來就不算富余的那點耕地，成為需要政府特別保護的對象。這些說明，在利用資源的積聚與集中、釋放更多級差土地收入這個方面，還有很大的差距和余地。

在成都已大范圍開展的“國土整治(包括農地整治和村莊整治)的經驗中，我們看到推進農村國土整治所需要的龐大資本，基本上不可能來自農村和農民的自我積累，而只能來自于城市化推高了的土地收益。通過農村國土整治所增加的農地和農村建設用地指標，又經由“占補平衡”和“增減掛鉤”，進一步推動土地資源的集 約利用，從而釋放出更多的級差土地收益。唯有城鄉統籌才可能形成城市資本與農村閑散土地資源的良性互動，才能在城市化進程中更集約利用日益稀缺的土地資源，并為更公平地分配級差土地收益提供經濟基礎。

啟示二：“確權”是土地流轉的前提與基礎

成都的實踐提醒大家注意我國有比土地流轉更根本、更基礎的工作有待完成，即對農村各類土地和房產資源普遍的確權、登記和頒證。成都市2003年提出通過“三個集中”來推進城鄉統籌，到2008年提出全面推進農村產權改革，其首要內容就是確權。確權，不僅限于明確界定土地的集體所有權，而且要明確界定所有農村耕地、山林、建設用地和宅基地的農戶使用權或經營權，以及住宅的農戶所有權。

如果不以確權為前提和基礎，貿然以行政手段發動大規模的土地流轉，那么這個流轉的主體就不可能是農民，卻很可能是其他權力主體，從而使土地流轉成為其他權力主體侵犯農民財產權利的又一輪機會。那樣的話，就背離了城鄉統籌的初衷。

啟示三：探索改革現行國家征地

成都的改革不僅涉及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小調整，而且涉及現行國家征地制度的根本變革。從戰略目標上看，十七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要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并“逐步縮小征地范圍”的戰略目標。從未來看，唯有公益性用地才可以動用國家強制性的征地手段。這是因為，唯有為了公益而行使國家的強制征地權，才在公理上講得通。目前盛行的為經營性項目而隨意動用國家強制力，早就是說不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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