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物局：發布《大遺址利用導則(試行)》

為促進大遺址合理利用，提升大遺址保護管理和利用水平，國家文物局印發了《大遺址利用導則（試行）》，試行期兩年。

大遺址是指列入國家大遺址保護項目庫，反映中國古代歷史各個發展階段涉及政治、宗教、軍事、科技、工業、農業、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歷史文化信息，具有規模宏大、價值重大、影響深遠的大型聚落、城址、宮室、陵寢、墓葬等遺址、遺址群。

根據《導則》，大遺址利用應遵循“堅持保護第一、注重文化導向、服務社會民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確保文物本體及其環境安全。鼓勵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集體和個人參與宣傳推介、設施建設、游客服務、文化策劃、產業發展等大遺址利用活動。

大遺址價值利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類型：

（一）文物展示：包括現場展示、博物館展示、在線展示等方式，鼓勵具備條件的大遺址建設遺址博物館、遺址公園、城市公園等。

（二）科學研究：包括深化文物價值認知的各類學術科研活動，以及為文物保護、展示闡釋、傳播教育、產業轉化等提供學術指導。

（三）傳播教育：包括互聯網、出版物、電視、廣播、電影、游戲和巡回展覽等文化宣傳活動；公眾講座、社區課堂、日常教學、學校第二課堂、演出與文化活動、知識培訓等科普教育活動。

（四）產業轉化：包括依托大遺址的價值內涵和相關信息資源開展文學藝術創作、文化創意、演出、出版、文化節、旅游、體育等相關產業轉化的活動。

大遺址相容使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類型：

（一）游憩休閑：將大遺址所處的空間環境開放為街心公園、公共綠地、小型廣場、街道活動場地等，設置必要的展示服務設施，為公眾提供具有歷史氛圍的公共活動場所。

（二）社會服務：在大遺址所在區域引入餐飲、園區游徑、文化娛樂、體育運動等社會服務項目，采用特許經營等市場手段，為公眾提供圍繞大遺址價值內涵的公眾文化服務。

（三）環境提升：在大遺址所在區域實施建筑整治、場地綠化和環境塑造等工作，改善和提升區域生態環境、人居環境。

（四）產業協調：圍繞大遺址利用調整所在地現有產業結構，形成適合大遺址保護利用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產業環境。在確保文物安全和文物價值的前提下，延續大遺址既有功能（如大運河的航運功能），反映大遺址歷史演變和功能變遷；或發展生態農業、文化產業、旅游業、體育業等低能耗低強度的產業，與大遺址價值展示和文物環境改善相協調。

為了更好的了解和使用《導則》，國家文物局重點解讀了以下幾方面問題：

第一，《導則》的定位和目標。

《導則》是一個技術性規范文件，更側重于實操層面，而非強制執行的法律法規。《導則》提出大遺址利用的基礎條件、對象、內容、方式、管理和運營要求，適用于大遺址利用的事務性工作指引、展示闡釋體系建設指引、科學研究指引、傳播教育指引、產業轉化指引、社會服務指引、產業協調指引等。但是，為便于基層一線人員、大遺址專門管理機構和文物部門使用，《導則》仍積極探索了管理層面的操作要求，如明確“直接責任主體”、開展前期評估、建立管理機制、建立補償機制、定期評估利用效果等，初步勾勒出大遺址利用的管理思路，為各方統一認識、逐步建立管理標準奠定了基礎，也能夠作為輔助各級文物部門、大遺址專門管理機構、從業者的技術工具。

第二，《導則》的適用對象。

《導則》適用于列入國家大遺址保護項目庫的重要大遺址利用工作，其他古遺址、古墓葬利用工作可參照實施。這說明，《導則》主要針對“大遺址”，既列入國家大遺址保護項目庫的古遺址、古墓葬。自2005年開始，國家文物局相繼公布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大遺址保護專項規劃，并建立了國家大遺址保護項目庫，雖然每五年編制專項規劃時，項目庫有所調整，但是總體保持了穩定性和延續性。

另一方面，由于列入國家大遺址保護項目庫的“大遺址”名單相對固化、有限，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導則》的普適性。對比1612處古遺址、古墓葬類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3萬余處已知古遺址、古墓葬類登記文物點，項目庫中150余處大遺址顯然是極少數。而且，隨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在各地逐步實施，地方人民政府更加重視文物合理利用，參與古遺址、古墓葬利用工作的意愿更加強烈，也迫切需要政策指引、專業指導，能夠讓文物利用工作符合文物工作方針，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整體規劃，并能夠具有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模式創新的發展空間。因此，《導則》也提出其他古遺址、古墓葬可以參照實施。

第三，《導則》的主要內容和亮點。

《導則》分為正文和附件兩部分。正文著重提出政策導向、基本原則、前提基礎、對象內容與方式、管理運營要求；附件意在指導大遺址利用基礎條件、前期準備、前期評估、方式選擇、步驟方法及利用管理各個環節工作，闡明參考要點，確保大遺址利用活動的有益性、適宜性、獨特性、可持續性。

一是嘗試提出大遺址利用的基本原則。《導則》首次嘗試提出大遺址利用的基本原則。“堅持保護第一”，體現了文物保護工作基本前提與方針；“注重文化導向”，強調利用目標應堅持彰顯價值、延續意義、傳承文化為核心；“服務社會民生”，突出了新時代文物保護以人為本、包容參與的共享理念；“實現可持續發展”，則要求利用活動應基于對大遺址資源綜合統籌、科學管理、彰顯特征，有底線地進行“創造性轉化”，從而實現合理利用、價值認同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大遺址利用，是為了使大遺址的物質載體與文化意義被當代社會了解、認知、尊重，也就是找到大遺址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存在意義和價值。

二是提出大遺址利用的“直接責任主體”概念。“直接責任主體”指直接承擔大遺址利用工作的各類企事業單位、團體、集體，主要負責大遺址利用過程中管理機制與制度建設、日常養護與安全責任、利用決策及運營管理、項目實施與全程監督的工作。它既可以是大遺址專門管理機構，也可以是其他企事業單位、團體、集體。大遺址利用管理復雜多樣，涉及地方政府、專門管理機構、建設主體、運營主體、監督主體等，管理責任不集中、不明確；加之大遺址利用仍處于起步階段，管理體制機制尚不健全，明確管理主體和管理責任尤其重要?！秾t》提出，由地方人民政府確定大遺址利用的“直接責任主體”，未限制“直接責任主體”必須為事業單位；同時，明確提出了“直接責任主體”職責，并鼓勵各地研究、建立多部門協調機制、文物補償機制、激勵辦法和保障措施。

三是提出大遺址“價值利用”和“相容使用”兩種方式類型。大遺址利用方式不止于實施保護展示項目、建設考古遺址公園和遺址博物館等，積極拓展利用方式與途徑更為迫切?！秾t》特別強調了大遺址“價值利用”和“相容使用”兩種類型，以“價值利用”為導向，兼顧“相容使用”。一方面，倡導建立遺址博物館、遺址公園、城市公園等文化場所，開展科研活動、文化旅游、藝術創作、節慶展演等，直接闡釋展示大遺址價值；另一方面，在面對差異化社會訴求和土地矛盾時，適度允許不以價值傳播為直接目的的相容使用方式，通過低強度開發和適宜產業發展、社會服務，提升區域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最大限度的協調保護與利用的關系，實現大遺址保護與所在地社會環境協調發展。

四是提出大遺址利用工作的操作程序與技術要求。闡明大遺址利用的技術路線、操作程序、技術要求，是本《導則》的重點之一。通過科學的方法、程序、技術指引，保障大遺址利用成效及可持續性，如明確可以開展利用的大遺址應具備的基礎條件，應開展的前期準備和評估工作，如何確定利用方式，如何運營管理、督查評估、控制風險，等等。同時，《導則》附件特別明確了工程管理、開放管理的基本類型、內容和相關技術要求，解釋了遺址本體保護展示、遺址環境展示、現場解說系統建設、遺址博物館展示、在線遠程展示、環境整治及配套設施建設等大遺址項目管理的操作要點，闡明了大遺址開放管理中涉及日常管理、社會服務、運行評估與調整的工作內容、職責與要求，進一步提升了實操層面的指導作用。

五是提出利用過程中要落實管理責任和要求。大遺址利用是為了更好地促進文物保護和傳承。在利用過程中，始終要強調落實管理責任、確保文物安全?！秾t》明確了直接責任主體、各級文物行政部門應承擔的責任，特別規定了出現文物安全、人員安全和威脅大遺址價值、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等方面的禁止性要求，避免重利用、輕管理、輕保護。同時，為確保文物安全和大遺址利用項目及活動的目標實現，《導則》提出了大遺址利用相關必要性、可行性、文物影響、效益風險、效果在內的評估體系。強調在方式判斷和選擇時，需充分評估遺址本體條件、經濟社會條件、保護管理條件等現狀，進行影響因素綜合分析，來增強利用方式、強度和策略的合理性、獨特性，為地方操作提供依據。

大遺址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文化精神和社會認同，其自身價值意義的重要性和豐富性，決定了大遺址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復雜性?！秾t》編寫過程既是對既往經驗的總結思考，亦體現了“多方參與、開放共享”的理念。從管理角度，倡導以“人”與“價值意義”為目標導向，依托科學的方法、程序、技術，形成操作有序、權責清晰、積極協調的完整機制；從方法角度，鼓勵立足大遺址自身特色進行有底線的價值利用、相容使用，將大遺址的價值載體與意義積極融合進當代生活，不斷豐富內容、提升品質、服務民生，讓大遺址活在當下，使人們找到文化歸屬感與認同感，促進文物事業走向更加開放、包容的保護利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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