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旃 | 旅游中的文化遺產是“雷區”還是“基地”？

山西大同云岡石窟 中國經濟網資料圖 王蘇 攝

其次，學術研究是前提。如果連文化遺產的基本的屬性、價值、來龍去脈都說不清楚，無法面對世人。當然，這不包括一些解不開的迷。對于文化遺產，我們一定要研究清楚。

第三，就是活化利用。這是對文化的弘揚，增進廣大人民對文化遺產的關注、重視、關切、監督，并造福社會，同時也增加了保護的動力和能力。所以可以說，文保和旅游是一對親密的“伴侶”。

當然，由于一些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的片面性或者偏激，文保和旅游時有沖突。這當中涉及的事項非常多樣、非常復雜，我僅僅就旅游當中如何關注文保提供一些看法。

首先，什么是文物？泛泛地講，所有昨天的東西都可以叫文物，包括飲食、建筑等等。真正的文物還是在現代科學體系下、在法律框架之下被認定為文化保護對象的文物。

為什么要保護文物？我們從小受過教育，我們受的教育一直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在和我們制度不同的國家和族群，世界上很多地區，他們的遺產保護的熱度一點不比我們低。他們為什么要保護文化遺產？大家共識的觀點是，文化遺產將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來？我們到哪去？”這些問題。

我記得在麗江申遺的時候，當地古城管理局的一個同志和我說，要把專家的“眼珠子”也變成老百姓的“錢袋子”。這里，我覺得，文物保護也可以是當地官員的政績。合理的符合社會利益的應該是提倡的。

當我們認識到為什么要保護文物，我們找到了一個契合點，大家都想去把自己家鄉的遺產申報成世界遺產。世界遺產有一套科學的理念和做法，我們都得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但是這樣并不意味著我們旅游和文化遺產保護的文化能夠圓滿解決了。我們說旅游和文物保護是一對親密的“伴侶”，我們注意到在旅游活動中的對待文化遺產的事件常常成為社會的熱點，有一種如履薄冰的感覺，比如水洗“三孔”事件。

文保工程又怎么樣？我們文物部門主持的一些迎合當地政府開展旅游的文物保護工程，同樣也存在爭議。比如說鳳陽古城墻的修復問題。

關于文物剔補，我們應該最少干預。遺產一定是歷史的原物的遺存。時光不可以倒流，文物就不可以再生，所以我們后代人要最少干預。最少干預不是不干預，不得不干預的時候一定要干預。但是干預一定是限于把險情消除，盡可能保存原物。

這些東西實際上在我們文物系統內部也沒有完全達成一個清晰的認識，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比如一個城墻長了草、長了灌木，你看到時是不是有一種歷史的滄桑感，是對文物有一種真實的感受？但是如果我們拿挖土機挖掉，重新砌起來，大家什么感受？這是文物部門發生的一件真實的事情。

前不久，大理的“拱辰們”被改為“巍山”，被媒體指出“文物豈能隨意變臉？”

山西大同云岡石窟 中國經濟網資料圖 王蘇攝

在旅游活動中，如何保護文物，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有些案例不一定像我們看到的報道的那樣，可能有深層的背景，有復雜的來龍去脈。但是其中都有一個問題，就是在旅游活動中，如何對待文化遺產的保護。

我想把國內外的簡單的保護理念和原則準則稍稍地提供一點。比如說，在網絡上流傳的一則報道，巴黎、布拉格等地49對百年畫面與現狀對照，變化很小。這可以看出當地社會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力量和覺悟。

這里有一個繪本，里面畫了長沙太平老街的前世今生。我們絕對找不到古今相對應的長沙太平老街的畫面。

這里都牽扯到一些文物保護理念的問題。

從國際上講，現在的文化遺產保護從17世紀的希臘就開始了。

到了18世紀，法國的維奧萊-勒-杜克提出了“風格式修復”理論。他發現，文物修復時一定要按照最權威的論證、最原始的風格把后代的所有的改變、添加都恢復成原來的樣子。然而，無論多權威，修得如何言之有據，都是現在重新添加的東西。所以就牽扯到文物原狀和現狀的問題。這種風格式修復在18世紀到19世紀時候被稱為一種破壞性的修復，這種修復是違背文化遺產真實性的。

后來，拉斯金倡導的反對風格式修復的“保護運動”開始強調，我們要保護歷史的原物。

后來，發展到《雅典憲章》、凱撒-布蘭迪的修復理論和《威尼斯憲章》。這是整個歐洲流派文化遺產保護不斷探索發展最后形成國際共識的理論基礎。

我們世界遺產公約是基本基于這樣的發展脈絡形成的以文化遺產保護科學體系為基礎的公約。同時，我們也看到公約在執行過程當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問題。這是因為公約畢竟是政府間合作的一個平臺，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國家利益的影響和政府間關系的影響。因此，我們看世界遺產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有兩條主線并行。當文物保護存在相互糾結的問題時，可以根據取得國際共識的理論進行研究，同時不免會受到政府利益的影響。

世界遺產分為這么幾大類，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有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并存的，國內叫雙遺、混合遺產，其中包括文化景觀。比如云丘山就有很強的文化景觀的氣息，它作為文化遺產的產生的環境，和文化遺產并存。文化景觀有的人把它歸結成一個大的品類，在公約里強調它仍然屬于文化遺產。

和世界遺產公約并行的還有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還有一個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多樣性保護的公約，有很多西方國家還沒有簽署這個約定，因為覺得對其中一些認定還存在一些分歧。總的來說，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熱度，東方熱于西方，在中國也叫做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中國有一句有名的口頭禪叫做“修舊如舊”，包括《文物保護法》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曲阜宣言》等理論。這當中存在著一系列的需要思辨的東西。思辨，無論在業內還是不同的部門之間，都是應該提倡的。我們自己都應該不斷地反思我們過去的理念、過去的認識、過去的主張、過去的做法是不是正確。

敦煌月牙泉 中國經濟網資料圖 石蘭 攝

中國“修舊如舊”觀點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反感，認為這個說法根本不科學。梁思成先生曾提出“整舊如舊”，同時不斷發展這個觀點。比如他的一個觀點就是，我們維修一個古建筑，不再是恢復它的功能，而是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真實性的角度，要把歷史紀念物留存下來。后來他又提出，如果我們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煥然一新，猶如把一些周鼎漢鏡擦得油光晶亮，將嚴重損壞到它的歷史、藝術價值。

很多人主張把“修舊如舊”廢除，但是我覺得應該予以倡導。

 我們自己的文物法也有發展的過程。

1961年的文化保護條例提出，最高標準是恢復原狀，最低標準是保持現狀。

1982年文物保護法提出，不改變文物原狀。但是在執行當中“不改變文物原狀”存在重大的問題。文物原狀和現狀的界定：一般情況下，文物原狀應當是一項文化遺產在科學體系法律框架下，被在當代社會和國家認定為文物保護對象時的現狀?，F狀如果存在威脅文物安全和持續保存的因素，應予整治，整治遵循最少干預的原則。

同時我們也會注意到，我們身邊存在著有形遺產無形化，已經變成一種理念、一種技術、一種形象存在，而不是真實的原物了；也會看到很多的傳統生活表演化；還可以見到有些加注特征符號化；還有些歷史體驗模擬化。比如：

昌江黎族的草頂房，這種建筑不可能長久的保存下去。

我們知道，現在生活中，基礎設施允許改善，特別典型的傳統的街區完整的保存起來，把這些區別開來，把保護和發展協調起來，二者完全可以統一起來。

后來，世界遺產公約40周年的時候，我們歸納出了世界遺產4點要求：

它是否為增進和平做出了貢獻？

其實，對待旅游活動中的文化遺產保護只要做到這幾點就敢于面對任何的爭論：

所有修繕都應該充分記錄與存檔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