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長大”了 瓶頸待突破

 　　近日，由浙江省法學會文化和旅游法學研究會主辦的“鄉村振興背景下的民宿法律規制研討會”在杭州召開。與會專家深入探討了境外民宿立法的經驗、我國民宿立法的可行性以及民宿網絡經營平臺的法律責任等問題，與會專家一致認為，雖然到2017年底我國民宿規模已超過6萬家，但其合法性及經營管理模式等問題卻一直存在爭議，到了需要通過立法來破解相關難題的階段。

合法性是困擾民宿發展的國際難題。即使被奉為民宿萌發地的日本，面對近年來旅游人次增加和民宿暴露出的治安、噪音、衛生等各類問題，民宿合法性也被推上輿論風口。“日本政府監管民宿的《住宅宿泊事業法》從今年6月15日正式實施，這意味著在‘灰色地帶’發展了30多年的日本民宿業終于走向光明，也為全球民宿行業提供了立法范本。”日本民宿協會特別顧問德村志成認為，中日民宿雖然發展路徑不同，但民宿管理的特殊性相似，民宿立法絕不能成為酒店法律制度的簡單翻版，必須符合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要堅持文化引領、鄉村特色、農民主體、綠色發展的基本原則。

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浙江擁有民宿1.6萬余家，近90%的民宿已經依法取得特種行業許可證。“近5年來，浙江11個市和63個縣（市、區）陸續制定并實施民宿相關政策文件達120多個，一系列的政策法規給了浙江民宿發展優質的發展環境，特別是在2016年，《浙江省旅游條例》在全國率先將民宿列入地方性法規范疇，這給了浙江民宿主們吃上了定心丸。”省文化和旅游廳副廳長楊建武介紹，對于浙江來說，民宿合法性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新的難題更多在于引導和規范。目前浙江是“文化和旅游、農業農村、公安、消防、市場監管、衛生、自然資源、住建等多部門”對民宿進行協同管理。

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旅游學院院長梁雪松認為，各部門協同管理本是好事，但如果同一個地市幾個下轄區縣尚存在不同部門分頭管理的情況時，民宿業的監管就會處在無人執法或多頭執法的“職能缺失或交叉”的局面，他建議在民宿立法時，應該考慮哪個部門是監管中的最重要主體，哪些部門進行監管配合，只有明確了責任主體，才能解決立法后各部門之間的執法難題。

就在一個月前，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正式發布了《共享住宿服務規范》，給了我國處于“灰色地帶”的民宿業提供更多明確的規范指導。但標準規范和法律終究不同。梁雪松認為，標準解決的是服務品質問題且并不是強制的，法律解決的是民宿的市場準入和退出問題，做到精準定義、分類規制、促管協調、有限突破，才能為民宿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法治保障。（李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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