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昧地問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對城市文化環境進行營造?
城市文化環境的營造應是長效型的建設,而不是突擊式的裝潢。既要深謀遠慮,又需日積月累,在正確的文化取向、文化定位的前提下,有明確的戰略思想,有優秀的城市設計和實施方案,有切實的建設步驟,有特色的運作經營,可以做到“三、五年有一個小變化,十來年有一個大變化”,這個變化的標志往往是對上述幾個要素之中某一點的突破。對于變化,如今人們的認識已由激進轉為平和,那就是一座城市要有所變化,還應有所不變。“變得像紐約了”“變得不認識了”“世界大同”了,這決不是好現象。一個人不能六親不認,不能失去記憶,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在這里,筆者想談談在城市文化環境的營造中經常會遇到的一個難題:是統一還是對比。統一是指事物的一致性,對比是指事物的差異性。在繪畫、雕塑、音樂、建筑等藝術創作上都廣為運用這兩種手法。其實,在這二者之間并不存在什么高低之分。“在對比中求統一,在統一中求變化”,這本是藝術創作的一個基本法則。而最后衡量和評價藝術效果的標準則是“和諧”。“和諧為美”這是古往今來的一條基本美學原則?,F代美國建筑大師路易斯•康就說:“形式含有系統間的和諧,是一種秩序的感受,也是一事物有別于其它事物的特征所在”。1978年國際建協在《墨西哥宣言》中指出:“如今大多數建筑師每每只著眼于建筑的形式,拘泥于其狹隘的技術—美學意義,越來越脫離真正的決策,這種現象值得注意。建筑學的發展要考慮到全面的社會、政治背景,只有這樣,建筑師才能作為專業人員參與所有層次的決策”,國際建協在《北京宣言》中指出:“職業的自由并不能降低建筑師的社會責任感”。
20世紀后期,一些“前衛”的流派各持己見的現象在建筑創作中也有反映:就是要打破和諧,就是要否定公認的原則,以“先鋒”“前衛”為先進的標志。我國有些同行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國外一些名作不求甚解,而對它們進行片面的頌揚。他們常常舉出艾菲爾鐵塔、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和華盛頓東館、蓬皮杜文化中心作為建筑與環境不和諧而成功的佐證。艾菲爾鐵塔難道只是因為采用了鋼結構與環境形成強烈對比而成杰作?不然,因為它優美的曲線造型,羅馬風的大拱,乃至拱券口的鋼結構圖案都在與巴黎的建筑傳統文化對話。1999年新年世界三大男高音的演唱會在艾菲爾鐵塔下舉行,音樂會的臺口就采用了艾菲爾鐵塔的有細部花紋的拱門。這正說明艾菲爾鐵塔不是天外來客,而是歐洲傳統文化與工業化新技術的結晶。盧浮宮廣場上的玻璃金字塔,在這座利用傳統宮殿擴建而成的現代化博物館的建筑空間中,僅僅是一個進入地下大廳的入口,也是地下大廳的玻璃屋頂。其尺度在這個大環境中僅是一個小品,其玻璃的透明質感并沒有阻擋人們觀賞盧浮宮的視線,應該說這是大統一中的小對比,無損總體環境的和諧。華盛頓的國家藝術館東館完全是一座全新的現代建筑。它在環境上的成功首先在于其遵守了總體規劃的邊界條件和高度控制。東館、西館一今一古,卻有著一致的高度和水平輪廓線,并采用了出自同一石礦的灰色石材飾面。東館主入口向西,與西館的東門處在同一條軸線上。貝聿銘先生精心采用這些措施保證了東館這組獨具個性的建筑與環境達到高度的和諧。對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建筑單體設計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從巴黎舊城區的城市風貌上則不得不持否定的態度。1996年,中國建筑學會代表團赴法進行學術交流,當法國接待官員介紹到巴黎城市如何注重統一諧調時,筆者曾以蓬皮杜文化中心向其請教。這位官員作了一個遺憾的表情并說:“蓬皮杜文化中心是以前批準建造的。按照我們新的POS(城市規劃規范)和1994年制定的大巴黎總體規劃,現在報批這個方案是通不過了”。由此可看出,不是外國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人家也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凡事還是以基本原理和實際效果來檢驗為好。
其實,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幾年,在城市設計和建筑藝術上,基本原則的回歸已成為世界主流。在1999年召開的第20屆世界建筑師大會上的兩個主題報告和所通過的《北京宣言》就是時代的強音。國內外大量城市建設的實踐反復證明了城市的統一性和建筑的諧調性是有文化內涵的城市必不可少的品質。“和諧為美”這是一條永恒的美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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